教授多次出文学专著 辅导小学生作文屡次不及格
因为几乎每回辅导的作文都不及格,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一扬(化名)如今已被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下了“禁辅令”,拿着此后妻子按照规范辅导出的几篇高分作文,他不免感慨又痛心:“四平八稳、死气沉沉,套话连篇,这竟然就是老师眼里的好作文! ”
小学语文成了“新八股”,这不是这位中文系教授一人之感慨。
高分秘诀就是遵循套路
作为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,李一扬在学界广有名气,出版过多本文学专著,并曾获多种文学奖项。
然而这样一位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的学者,却在女儿的作文辅导上屡屡失手。他的女儿如今就读于上海某重点小学,从二年级开始,作文功课就由他这个“教授爸爸”辅导。“我会先启发她对作文题目的理解,让她写出真情实感、但每回作文几乎都是不及格,有一次考试,她按照我的辅导思路写,满分15分只拿了7分,现在女儿已经完全不让我教她写作文了,后来我太太就完全按照老师的要求辅导,没想到经常能拿到a,还作为范文上了学校网站!”
李一扬就此摸出了小学作文拿高分的秘诀,“老师先为孩子概括出各段写什么,比如写一篇游园文章,就规定开始要写花花草草、然后写到心情,最后落实到环保、爱护大自然。如果不按照这个套路,就是低分”。
很多小学生家长有着和这位中文系教授一样的感触。在某知名育儿论坛上,一则“请给男孩们更多的作文空间”为题的帖子,引起众多家长共鸣。“看到春天,就要想到繁花似锦感慨不已,写到老师,就要写到蜡烛精神又要感慨不已。孩子哪有那么多的感慨啊?实在没得写就开始编。”发帖者“gongwuji”写道:“儿子写过我家包饺子时其乐融融的场景,可是我们家从不包饺子,儿子居然还编了一连串的小细节,什么饺子破了,面粉弄到脸上大家哈哈大笑,全是按照套路编的……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写写他们的真实感受呢?”
一位家长在回帖中写道:“如果自我感觉作文写得很流畅的,一定失分多;如果自认为写得干巴巴的,一定扣分少。这是我家孩子自己发现的规律”。
不符合教纲考试会吃亏
一位家长在谈及孩子的作文问题时说道:“我儿子在上小学时,语文成绩拖后腿,失分最多的就是作文。他的老师告诉我:孩子的作文很有想像力,她也觉得不错,但是不符合教纲,所以在应试体制下会很吃亏”。
瑞金二路小学语文教研组组长杭丽坦言,其实很多老师也希望能让学生随心所欲地写,但小学作文命题和评改,尤其是考试,还是要有一定的规范,否则拿高分的可能性不大。“比如有作文题是‘我爱我家’,要求写一件事,但有的孩子会既写妈妈又写爸爸,其实写得很生动,也闪烁出了很多心灵火花,确实是一篇好文章,但并不符合‘一件事’这个规范,这样分数就会打折了”。“由于小学生刚开始学写文章,还是需要教给他们一些方法和技巧。”不过,杭丽表示,虽然写文章在结构上需要教,但内容上却不一定要强制。“比如游园的文章,教师可以在文章立意上指导学生,但没有必要最后一定要联系到环保。如果这样统一要求,确实有些太‘过’了。”
过度设框架只会限制思维
对于目前中小学作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,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俊也颇为感慨,“其实,中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,逻辑思维还不可能达到非常严谨的程度,过度地指定框框架架只会限制他们的思维。”
今年,吴俊曾应邀赴京参加了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研讨活动。“与会专家、评委也对目前的中小学作文教学和文学写作进行了探讨。近年来,社会上越来越多地涌现各种作文竞赛、包括引发反响的‘新概念’,大有产业化趋势。这些事本来都应该是学校来做的,为什么政府、各种机构以及社会力量会对中小学作文这么关注?”吴俊认为,目前的中小学作文教学已远落后于社会对文学的需要,而社会力量已意识到这一严重性,并已在对这种缺失进行弥补,而如此现状,也值得目前中小学语文教学和教育管理者深思。
记者手记
写作如育人,岂能标准化
写这篇手记,记者不由得想起晨报此前关于“清华降分招偏才”的报道。一个是因为社会对人才的评判标准过于单一,造成偏才、怪才无用武之地;一个是应试体制对学生作文的标准化要求,造成小学生作文说假话、套话。两者均折射出“为学”的机械化问题。
对于本文的话题,教育学者尹建莉曾说:当我们苦苦寻找“写作技巧”时,其实技巧多么简单——写作时请首先记住 “说真话”。毕竟,培养一个人如何写作,更是教他(她)如何做人。因为讲真话的勇气和能力,如果不从小培养,也许一辈子也找不回来了。
然而,究竟是什么,令原本天真自在的小学生说不出真情实感?说真话更需要的,是勇气、能力,还是环境?
这个问题实在太大,但简而言之,什么时候我们的授课老师、阅卷老师有能力、有胆识不受考试大纲的束缚,真正从文学的角度评判一篇文章的好坏;什么时候我们的家长能够不以考试分数来区分好孩子和坏孩子;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体制不再以生产标准零件的方式来培养人,到那时,孩子天真的想法和真实的感受才能在作文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否则,学再多写作技巧,看再多的优秀作文选,到了考场上,还是只会看到花草就歌颂自然、看到蜡烛必须联想到老师、一件有意义的事不是扶老奶奶过马路就是钉扣子扎破手,“脖子上的红领巾”永远都会像大力水手的菠菜一样,成为小作者们文章中最重要的转折点。
郑渊洁曾在他的童话 《舒克贝塔历险记》中写道:“如果一个社会总要求孩子说大人话、办大人事,那这个社会的大人一定总在说孩子话、办孩子事。 ”其中的奥妙与联系,一言难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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