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（章）草书到魏、晋之间（应在行书出现之后），又在逐渐起些变化，其意向与发端（群众中来的）是要摆脱隶体，便于书写，到书家手中——也就是规范化了的变体，则有过渡到后来变成今草的过渡形式，“草藁”书的出现，其流行的时间，是极为短暂的。按羊 欣《采》文中一条云∶“河东（今山西省）卫觊字伯儒，魏尚书仆射，善草及古文，略尽其妙，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。觊子瓘，字伯玉，为晋太保，采张芝法，以觊法参之，更为草藁，草藁是相闻书（尺犊）也。”“觊法”究竟是如何的一种样式，已不可知，瓘书则《淳化阁帖》卷二中传撫有“顿首州民”一帖（米芾、黄伯思均未评为伪帖），其书体大略同于古（章）草而减去了波势——也就是减去了隶笔了。其他还见有由吴入晋的陆机书的《平复帖》墨迹（机为“吴士”，当然可能东南书体中另有一个系统，不敢说他定受卫瓘的影响），又楼兰出土的许多魏晋木简中的草体字也大都相近，从蜕变的情形来看，这是时代的自然趋势，不是由一二人的意志来决定的了。
　　张怀瓘《书断》草书序论中，又引到王愔之说云∶“藁书者若草（古）非草，草、行之际。”我认为这倒是王说中比较合理的一条，但张氏却反而不赞同它。这种已经变样了的新草形式，又受到了一些稍早出现的（见后说）行书的影响，于是有了一二字到数字以上 的连笔和接近于八分、正书的结构的一种更新的“今”草出现以至确立，其时间则在东晋中期了。其规范化、美化的代表书家，根据六朝文献和传世字迹（主要是唐代的勾填和宋代传抚善本）中我们所知道的则是王羲之、王洽等人。这里我们再来温习一下王僧虔《论书》中语∶“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书云∶俱变古形，不尔，至今犹法钟、张。右军云∶弟书遂不减吾。”可以说∶“俱变古形”除了变去“钟真以外”，就是把古（章）草书完全改去，确立新体的（今）草书了。又如《书断》行书序论中又引着一段晋人语道∶“献之常向父曰∶古之章草，未能宏逸……不若藁、行之间，于往法固殊也，大人宜改体。”王羲之早期也曾写着古（章）草字，所见如“豹奴帖”传橅本即是，到后来才变为新的今草书。献之所说的“藁”，应即“草藁”书，以草藁同行书结合一下，就成为今草书，多带一些行体的则是行草，此实为无可非议之说。
　　今草（包括行草在内）的确立，王羲之不愧是一位使它规范化、美化的重要家书，也是无可否认的，如唐欧阳询“与杨尉马书章草千文批后”云：“张芝草圣，皇象八绝，并是章草，西晋悉然。迨乎东晋，王逸少与从弟洽复为今草，韵媚宛转，大行于世，章草几将绝矣。”欧阳询离开王羲之只不过二百年光景，其时王羲之的真迹一定还较多。欧阳既是一位大书法家，又掌握六朝文献、又印证着具体实物，其言当然是非常可信的。再结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唐橅、宋刻王氏书帖，也还两相一致，可是又是那个略后于欧阳询的张怀瓘，他却偏偏不信那些正确的说法，也无视于传世的手迹，擅自把今草的确立，推早到后汉未张芝的身上，真是骇人听闻之极。
　　张在《书断》草书序论中说道∶“按草（今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造也。”（中引上录欧阳批语后，不赘），又云∶“怀瓘按∶右军之前，能今草者不可胜数，诸君（包括欧阳询）之说，一何孟浪。”又云∶“然伯英学崔、杜之法，温故知新，因而变之，以成今草，转精其妙，字之体势，一笔而成，偶有不连，而血脉不断，及其连者，气候通而隔行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，故行首之字，往往继前行之未，世称一笔书者，起自张伯英，即此也。实亦约文该思，应指宣言，列缺施鞭，飞帘纵辔也，伯英虽草创，遂造其极，张伯英即（今）草书之祖也。”这样连绵不断写法的汉代的草书，何以欧阳询和更前的论书者一个人都不知道，也没有人谈到过，只有张氏一人有“独得之秘”、“独到之见”呢？如果有人曾具同样的识见，那么只有宋·王著才是张的“传人”。试看《淳化阁帖》卷二中列入的所谓“张芝书”、“冠军”等今草五帖，倒是符合怀瓘此说的。不过那些今草字帖已给米芾、黄伯思等鉴评家论定为唐张旭书，只有第六帖作章草体的方是芝笔，孰是孰非，知者早已都有定评，用不着我来龂龂申说了。张怀瓘所谓“一笔而成”的草书，已近乎后世所说的张旭、怀素以来的狂草（当然可以包括在今草中，不成为另一字体），事实上旭、素井非真狂，要到晚唐、五代以来，才出现真正的‘狂獗”丑怪的草书，那就是僧彦修辈笔下的恶札，我们这里不打算作书法的艺术评价，也就略而不论了。